吴晓跟李惟诚是同龄人，而且经历相似。他们都是文革接近尾期的时候中学毕业，搭末班车上山下乡，不久赶上粉碎"四人帮"，招生制度改革，1977年

吴晓虽然没有习惯，可他也不是聋，当然知全公司的人都叫黄鑫龙老板，常理，他也应该乡随俗，随大家一起叫老板，但是，他没有随大溜，而是逮着机会标新立异地叫黄鑫龙"主席"。

吴晓这样是有考虑的。

鑫龙差到上海，差饿肚。原来，当时圳这边已经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而上海没有，所以，黄鑫龙差去的时候就只带了人民币而没有带粮票。事实上，当时圳人也没有粮票。都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哪里还有粮票？两天是对方吃请，问题还没有暴，最后一天，黄鑫龙想自由活动一下，就主动与对方告辞了，并要求对方不要陪了，他想办私事，结果，当天晚上就没有饭吃。因为他上只有钱，没有粮票，而上海的饭店当时还全是国营饭店，上海人也喜认死理，没有粮票，再多的钱也不卖饭给他。他跑到商店，想凑合着买两个面包填肚，结果商店也持原则，没有粮票连面包也不卖给他。最后，他没有办法，也实在不好意思为这小事情回给客单位打电话求救，只好买了一只三黄对付过去。这件事情给黄鑫龙影响非常，他甚至能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想到既然粮票都取消了，粮的计划供应取消了，那么，原来粮系统的职工靠什么生存呢？他们不是比我们供销系统的职工更艰难吗？黄鑫龙因此动了同情心，最后同意接受原粮系统的整个烂摊。

李惟诚是当年公司搞份制改造的时候由特区改办推荐来的指导专家，新天地实业成功上市之后，其他专家回北京了，或被别的公司请去继续当指导了，而李惟诚却被黄鑫龙盛情挽留下来了，留下来给他当助理，其实是专门理与份制有关的事情。

全盘接受粮系统的另外一个好是给公司带来一个好名字。公司实行份制改造的时候，必须重新起名字，比如"新天地公司"就应该重新注册为"新天地份有限公司"，但因为额外接受一个粮系统来，光用""名字就不全面了，因为随粮系统一起并来的那些粮站和仓库显然与没有关系。另外，改办的同志一再调，不能搞歧视，如果新的份有限公司当中只包而不包粮，那不意味着厚此薄彼嘛。所以，必须要重新起一个名字。最先考虑的方案是合二为一，脆叫"新天地粮份有限公司"，但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听都觉得不合情理。又想到把位置调整一下，叫"新天地粮份有限公司"，意思虽然通了，但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从名字看，别人还以为该公司专门粮业务的呢，这不是明摆着要限制公司将来的发展空间嘛。不行，更加不行。最后，还是改办的同志建议，叫实业公司，因为"实业"包罗万象，符合份公司将来走集团化多元化的广阔发展路。黄鑫龙也觉得不错，他从小就从电影和小说中听说过"实业救国"，但当初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自然同意改办同志的意见，而且，他认为这个名字比原来单纯的更好。在黄鑫龙的观念中，企业当然大比小好，多比少好，既然改办的同志主动提到了集团化和多元化，那么还不如现在就把"集团"两个字也包括来，况且，这样也比较符合实际，不是已经包括供销和粮两个系统了嘛，叫"集团"也是实事求是。如此，最后的名称定为"新天地实业(集团)份有限公司"，率先在圳挂牌上市，黄鑫龙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由于天时地利钱多，募集来的资金不用利息也不用还本，多得不完，公司实现超常规发展，集团下面立刻派生五八门的公司甚至总公司，这些公司或总公司的一把手也都叫董事长，跟黄鑫龙没有区别，他的助理李惟诚建议，集团设立董事局，黄鑫龙叫董事局主席。并且说香港的一些大公司也都是这么搞的。

黄鑫龙这样是有远见的。既然公司上市了，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否则，别说实际运了，就是回答民或记者的问题也吃不准。后来的实践一步证明，黄鑫龙留下李惟诚是英明正确的，用一句领袖的话，公司成功上市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路要走，没有一个懂行的怎么行。比如增发，比如在大陆A上市之后再在香港发行B，还比如后来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等，哪一项都不是黄鑫龙或肖仲明这样的人能得了的。因此，黄鑫龙非常信任李惟诚，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尊重李惟诚的意见。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既然李惟诚建议设立集团董事局，黄鑫龙由集团董事长改称董事局主席，黄鑫龙也就欣然接受，成了"主席"，这才有了后来吴晓称黄鑫龙"主席"的事件发生。

李惟诚虽然建议黄鑫龙成为主席了，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这么叫过。主要是习惯。李惟诚作为份制改造的专家刚来公司的时候，称黄鑫龙为"黄总"，公司成功上市之后，他自己留下来当黄鑫龙的助理，发觉大家都叫黄鑫龙老板，只有他一个人叫"黄总"，似有不够尊敬之嫌，于是乡随俗，也跟着大家一起叫黄鑫龙老板。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要突然改叫主席还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就继续叫老板。好在老板和主席是一个意思，至少在新天地集团内，不会有人发生误解，因为新天地集团只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是别人，就是黄鑫龙。可吴晓没有这个习惯，他是新近加盟新天地集团的，所以他可以上来就叫黄鑫龙"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