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战争正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就连孩子们也听说了这一切。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待在记账的房间里，叹息着“该如何是好呀？”我在心里则一遍遍地回答说：“已经走投无路了！”父亲去世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如何，不知道国家又将走向何方。我们陷于这种不安的、恐惧的、即便抗拒也随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性现实之中。我知道了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这两年间。

——你们兄弟姐妹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令堂又是怎么鼓励健三郎这个少年的？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当时在满洲的新京①那座中国东北部的大都市经营古董，刚才说到的大姐就去了那里当帮手。大哥那时是海军预科练习生，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却为加入海军航空队而接受了专业训练。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业学校读书。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后是妹妹和弟弟，另外还有我。因此，能够指望得上的男丁，家里也就只有我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于母亲来说，竟没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于是母亲在我家与河流之间的河滩上开拓出旱田来，在那里种上蔬菜，面色阴暗地劳作不休。

——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写了十岁前后有关战败的记忆，这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刺激的缘故吗？

从学龄说来，同属于一个年级的人之中，有剧作家井上厦①。他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便由他母亲一手拉扯着长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里，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们都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变故，度过的少年时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对他抱有一种亲近感。尽管自己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却没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也不在公司或政府里工作，经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后，最终成为了剧作家的，是井上厦先生。比我小上两岁，孩童时代好像在横滨遭遇了大空袭的，则是古井由吉②先生。此人是德国文学专家，却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们在巨大的变故——经历过战争，那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国家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十岁至十四岁那几年光阴，因此，我们知道社会是变动之社会，我们的心境难以稳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战争以及战败前后那些巨大变故，造就了我们这些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而这一切对于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是非常有效的。

还有那位虽是巴勒斯坦人，却生长在埃及，后来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终生在纽约担任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萨义德①，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后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发言并付诸行动，度过了确实屡经波折的人生。他是一个境况优裕的家庭的儿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实是一位与我年岁相同并具有同辈感觉的友人。

——在日本，这也算是度过向战后学制过渡的初中、高中时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这样的。我六岁时进入的那所学校，叫做大濑国民学校，是仿效德国学制的产物，在战争结束后又持续了两年。我和井上厦先生同属于一个孩子群体，进入国民学校学习，其后又从国民学校毕业的那个唯一的孩子群体。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颁布新宪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如果我们村子里不成立那种新制中学，我就无法继续升学了。当时，从我们村子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内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故去，我对继续升学之事便断了念想。然而，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继续升学了，我也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据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请老师让我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国家，而非我们孩子（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