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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那些砍了头的树(2/2)

去了耐心和怀。他们要自己栽树自己乘凉,而且要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城的。有些地方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城。但这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买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兴;哪怕知这棵树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气?也许若年之后,城里这些“砍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西方国家还有一群落,被称作“无趣族”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世界级富,比如比尔·盖茨、沃·特菲。有一次,比尔·盖茨飞往印度慈善,行李刚放酒店就动去查看贫民窟。一位印度官员悄悄对围观的民众说:前面那个穿卡几布的家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生活简单得有些清苦。他喜吃便当,停车选普通车位,乘飞机只坐经济舱,不穿名牌服装,睡觉不喜盖被。沃·特菲住的老房是五十多年前买的,当时了三万元;他被称作“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证券经纪人”每年只从自己的公司领取十万元薪;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雇请顾问和仆人,自己开着林肯轿车四转悠。这些富人乐于把钱捐慈善,捐得越多心里越安宁。国亿万富豪查克·费尼简直是位圣徒,他说不把钱捐光,死不瞑目。这些抵达了财富巅峰的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生活极简至朴。

明天倒下的是谁?中国老百姓初听“次贷”二字颇觉陌生,其实我们早就在吞“次贷”苦果而不自知。早期中国企业国际化平不,没有途径把这危机向国际输,只好打落了牙往肚里吞。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中国各家银行不知发放了多少“次贷”只不过中国过去的“次贷”不是“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而是发放给了那些有着平庸经营者的国有企业,少数神通广大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如果严格信用分级,都应该算是次级信用。贷款到了他们手里便有去无回,债务人拍拍一了百了。无数没有冠以“次贷”之名的银行贷款,被贴上“坏账”、“呆账”等中国式标签,统统一风了。中国什么事都自有特,从各大银行剥离而的“资产理公司”实则就是消化中国式“次贷”的揩公司。中国老百姓普遍缺乏财政和金常识,他们认为银行贷款是国家的钱,同自己没有关系。于是,一风了多少“次级贷款”老百姓为此埋了多少单,没有人知,也没有人关心。

民间有个故事,说的是叫和拾狗屎的人畅谈理想。叫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天吃猪油炒饭!拾狗屎的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下的狗屎只准我一个人拾!穷惯了的人,向往发达之后肯定就是享受,尽只是吃猪油炒饭和拾尽天下狗屎。中国人过去真的穷够了,有钱了该怎么办还真是个问题。细想那些建私人庄园的,买私人飞机的,买下海岛岛主的,同那两个想当皇帝的穷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猪油炒饭的份量更多些,拾狗屎的天地更大些。

然而从很多年以前开始,不少国人仍靠超前消费继续支撑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支付豪宅、名车和环球旅行的开销,很大分就是近年次级贷款危机的祸源。国人把次贷危机不德地抛向了国际社会,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亦受其害。国不少从中国货的商人,迫于次贷灾难宣告破产,他们拖欠的货款成了再也无法追讨的阎王债。中国很多同国市场咬得很的企业陷困境,有的甚至濒临倒闭。国长期的商业繁荣,塑造了国人的诚信形象。过去中国人痛恨自己同胞轻诺寡信,也喜国人榜样。今天,这个榜样倒下了。

中国人自古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叫中国人不要再赚钱了,肯定会被会指为疯;谁叫中国人不要太享受了,同样会被指为傻瓜。但是多年之后,孙们抚摸着城市里的砍树,也许真的会说:我们的前辈,曾经多么疯狂,多么愚蠢!

环保主义者说: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向未来的孙租借的。可有位煤矿老板不这么看。我曾问过一位山西煤矿主:你们把煤炭挖完了怎么办?这位煤矿主哈哈大笑,把双手比划成篮球的样,说:您急啥?煤挖完了,地球就变小了,还是个圆的嘛!我当时不得不佩服这位煤老板的幽默和急智,可后来我想他必定很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亲历的真实故事,好比佛门公案,透着某玄机:一面是资源、环境、消费,确实令很多人忧心忡忡,一面是不少人仍在肆无忌惮地攫取和破坏,不仅毫无歉疚,而且洋洋自得。

中国某些智者鼓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国人开始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国人的房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而他们的收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狼。欧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作“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不消费者”行列,他们有面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却决不购买商品,只从垃圾箱里寻找和其他生活用品。他们把省下的钱用作环境保护,用作慈善事业。快餐店和超市外面的垃圾箱,通常会丢弃很多仍可用的品、仍可穿着的衣服及各日用品。德国的“不消费者”声称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反对浪费、保护环境和资源。他们把政治诠释得这么简单清纯,真是叫人敬佩(中国人不把政治定义得如何堂皇,而人们受到的政治无非是权力之争)。国、英国、法国都有这样的“不消费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的还举办刊申述主张。有些国家的“不消费者”不仅律已,还要律人。黎街有支秘密的“扎胎队”专门对付那耗油量大、污染严重的多功能运动车。法国人喜把严肃的事情略加浪漫,未免有些过。英国人得温和些,他们成立“反对都市四驱动联盟”自制罚单贴在越野车上,所谓“罚款”只是宣传资料,号召人们节约资源,反对浪费。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务工的农民被叫作“盲”“盲”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会赚钱、没文化、喜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齿,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人:贪污腐败的官员、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现,同时就有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特菲的财富雄居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的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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