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王跃文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