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他们不应当去怀疑一个孩子。但束手无策的情形使他们稍稍坚持了一会儿，问道：自你回家以后有谁来过这里？阿康说没有，说过之后就沈默了，自知露出了破绽。此后再怎么问也不作声了，只是以委屈的目光不时看父亲或母亲一眼。无奈之下，便搜查了他的书包，在课本里找到一张压得很平整的完整的一元钱钞票，正是所缺的数位。这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们这才明白这个孩子其实是他们两个大人的唯一的希望。而从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他们竟将他们的希望忽略了这么长久。如今他们终于注意到了，可是却已经破碎了。他们几乎说不出声来，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要这钱做什么？阿康惭愧似的一笑。然后他们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拿了钱又不用掉？阿康就更无话可答了。这天夜里，他们商量了很久：要不要将此事向孩子的学校反映。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大事，不仅不应当瞒着学校，还应当依靠学校。可是事情一旦传开，孩子的处境将会如何？他们反复权衡利弊，一会儿倾向于去，一会儿倾向于不去；或者是他倾向于去。她倾向于不去；或者是倒过来，她倾向于去，他倾向于不去。有几次终于决定了去，可是面对了老师却又说起了关于考试和复习的事情。还有几次说好了不去，却不知不觉绕到了学校，在门口徘徊。他们昼夜忧心忡忡，心里压抑得要命。后来，他们实在抵御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面临了家破人亡的灾难，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不做什么，他们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他们只有去学校了。

后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假如不去学校，事情会是怎样发展。或许是他们没有勇气去设想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背上自责的包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想，这是唯一的做法，是事情发展的唯一道路，他们想：这都是命中注定。他们就是这个命。他们演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三层阁上做一个宿命论者，出了阁楼，他们还必须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老师办公室里。他们战战兢兢地，语无伦次地，吞吞吐吐地，对老师说，他们发现孩子有偷窃行为。以他们贫乏的想象力，无法对孩子这一行为作出别种解释。他们再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说出“偷窃”这两个字的时候，孩子几乎是一生的命运便被决定了。老师听见这个情况时的心情极为复杂，应该说她是相当震惊的，同时她心里很奇怪的还有一种满足。她长期以来对这学生隐约的仇视和怀疑忽然间有了一个例证，这个例证也许和她的感觉并不十分相符，可她却来不及去分析和研究了。在此机会，她向家长反映了她对这学生种种不诚实的考察，使他们更加惶惑不安。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的忧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这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家中愁云密布。他们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为他们排解。他们无处求援，极其孤独地抵御着这不幸的袭击。这一个三层阁多么像一个孤岛啊！

“阿康偷东西”的消息不胫而走。开始只是几个同学在教室里或走廊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后来，越传越盛，终于广为人知了。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阿康，待他迎向那目光时，又匆匆躲过，转移了方向。同学们明显地和阿康疏远了，再没有人同他游戏玩耍。阿康放学后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家，脚下踢着一粒石子，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挫败感。他想：所有的人都合夥对付他，使他陷于绝境。那时候，他还不懂得绝望，只是觉得深刻的无聊。什么都没有意思：读书，生活，老师，父母，没有一桩事情是有意思的。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读完了最后一年小学，上了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