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另一个姊姊说，嘿那个乔治.史宾路，不知是否谋姊姊的遗产，转了性对她这样好。我说，管它呢，真又如何假又如何，作假的作到真一样就是真的了。都说金钱不能买到爱情，如果金钱能够买到爱情，又有甚么不好？

金钱如果不能买到爱情，可能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可能时间可以，意志可以。

时间、意志、恐惧、一切的总和也无法再是虚无飘渺的所谓爱情。她和他只是接近。

接近终结，因而心生怜悯恩慈。

出了院，再入院又出院又入院。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姊姊索性住在客厅。

她得到了她要的空间。男子缩在房间里面，看电视，上网。我姊睡在沙发床上，床尾有她的大电视，床边是她的抽痰机和润喉咙用的蒸气机；她的起居间变成了病房。男子看着电视会出来跟她说两句笑话，扮江泽民或董建华拍掌说话逗她发笑。

一次我上去看我姊，我姊喜孜孜的跟我写：他送了我一件生日礼物。

她满心欢喜的笑着。不是粉红钻戒也不是十打玫瑰甚么的，我姊躺在床上指指厕所。我到厕所里面找，厕所里面乱糟糟的，都是他俩的卫生用品。我出来我姊就揭晓：他送给她一个新的粉红厕盆。厕盆已经裂了很久，一直都没换。

那真是个美丽的厕盆，你姊姊很喜欢。男子说。他们俩个相视微笑。

哎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问我姊姊：怎么了，乔治有没有交租给你。她点头说有。又做了口形，大概说：‘很准时。’她说话有口形没有声音，她说甚么我猜。

也没再打电话给她。免得拍拍拍拍的打着密码大家穷生气。

但我总是觉得，有一天我会收到一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她可能会拍拍两声，说着不。

到那个时候。我现在知道甚么遗言都是骗人的。

哪里会有遗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姊比较幸运，她提早结束了她要说的话。

没什么好说的。她失去了声音以后，可能才发觉没有甚么非说不可的。连打麻将这么重要的吵事，都可以一话不说，一翻牌就糊了。

如果命运无可抗拒，比我们的意志大，比我们的存在大，如果不能战胜命运，最起码的只能是，默默承担（我听。在告解室的这一边。）（我听了以后，没有其他的办法，无法解释，无法说。）（我只说，嗯，我知道。哦。我明白）

我曾经想像蝴蝶飞行的方向，必然美丽多样。有阳光的地方必然有土地。

我想像媚行：你必须关怀软弱受苦的人，你必须相信爱，你要走遍地雷和向日葵同时埋藏和盛放的田野。

我曾经无法抗拒伟大而热情的事物：传说中的革命。

他不再听我的电话以后，我继续见到他上街示威，冲击警察的防卫线，受审和坐牢。他和以前没两样。

我想我也和以前没两样。他离弃我可能是他发现他从前没发现的。又可能是他觉得我已不是那个无法抗拒伟大事物的女子。（微小事情，何等微小安静。）

但我还是跟从前一样。无论我愿意不愿意。

所以就回到了肉身。我不再相信言语与历史。

一个人只能够承担一个人。我无法理解而且已经不愿意理解那些必须以言语去解释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东帝汶的立国，资本主义到了末期了吗？

来到沉默的黑暗房间，如果我能够理解这个空间。

诚实而勇敢的知道：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的。

那么静。无论我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我学会温柔怜惜，我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分享新生国家的狂欢，与群众和学生反对资本独裁国家对小穷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侵略，但我从来也永远不会是那个受苦的、狂欢的、饱受剥削的人。我愈相信我接近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我假装及投入的能力愈高。

如果我感到痛苦和饱受剥削，只不过是因为我每天挤地铁挤到肋骨发痛，而每个月只得到极为微薄的薪水，每天又受到当事人的连环夺命急call所压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