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玛利惠显现出放下心来的模样。

在这部作品问世前不久，您发表了花伯母与女先生激烈论战、森林里的神话与千年前的和歌交相共鸣的《另一位和泉式部诞生之日》（1984），以及把革命的学生运动中的女斗士作为主人公的电影脚本底稿《革命女性》（1986）。您在非常大的范围内描绘了那些具有很强个性的积极的女性，可我们却没有从中看到足以贯穿大江作品整体的所谓浪漫的戏剧性场面得以展开。那是为什么？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周围所有女性读者长年以来共同抱有的疑问。

就这个问题接受你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我认为，情况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从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也是从布莱克到叶芝的英国浪漫主义时代——接受深刻影响的作家。话虽如此，在实际与女性交往的关系中，我与浪漫可就没什么缘分了。相互痛苦折磨、深陷于悲剧性状态，或以英雄般气概超越这一切…我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恋爱。因此，也就无法在小说里写出这些内容。

结果，当现在回顾这漫长的一生时，觉得唯有如此才是“大江健三郎的人生”这可能是因为与我关系亲密的女性，并不是对等地进行恋爱，或折磨对方或被对方所折磨，其后共同成长的那种女性吧。我所接受的影响，来自于母亲和妹妹以及妻子，是的，就连我的结婚对象也是朋友的妹妹。我总是受到她们的庇护并得到她们的照顾。嗯，好像一直是作为孩子生活过来的，这就是我的人生。

——总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让朋友灰心丧气的回答（笑）。我也不认为你们夫妻会是那样的关系。

不，我和妻子的关系，恰恰就是那样的。身为男性的丈夫一直受到身为女性的妻子的庇护，这种生活在一般的婚姻生活里是不多见的，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生下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以来，已经四十三年了，在生活中妻子一直庇护着智力停留在四五岁阶段的孩子，我则像是那个庇护行为的助手一般跟随在妻子身旁。我们就是这样做过来的。在那种时候，与其说我身处庇护孩子的一方，不如说我与那智力障碍的孩子一道依赖妻子，我们就这样一同生活着（笑）。总是在某个处所得到妻子的帮助。我在这样一种感觉中走到了今天。所以我认为，在迄今的生活里，我和妻子不曾有过那种平等相对或非难或道歉的男女间争执不休的经历。

即便在我的小说里，也会有男性与女性相互冲突的场面。一般说来，发生了冲突之后，在下一段情节里，大致就会向和解并恋爱的方向发展。在我的小说中，这样的事情则不可能发生。一旦出现对立，就绝不会再相会。我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的男女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作为小说家的巨大缺失。细想起来，我从高中进了大学，除了伊丹的妹妹以外，从没得到过来自女性的真诚关爱。她们对我的感觉，大概会因奇异和滑稽而称为——初期短篇小说中的有趣之处基本上也在这里——家伙这个称谓吧。

——不过，最近也是如此，在后援会和签售会上，从年轻的学生到上了年岁的老人，其中女性读者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我觉得大家都是大江先生您本身的热情“粉丝”

母亲曾嘲讽地说道：当上了小说家，可真好啊（笑）！最为根本的是，我知道，自己这个人没有魅力。在我上叫做国民学校的小学一年级时，和附近的孩子们一同背着儿童书包前去学校。当时看见了自己的朋友，我就在想，这家伙确实有着孩子应有的快乐和美丽啊！在自我意识里，我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孩童那种自然魅力而感到失望。

在玩棒球时，大家都说我的投球方式显得滑稽可笑。于是我就阅读棒球的相关杂志，学习如何投好那球并不断订正错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投球方式就越发滑稽可笑了，就连说话方式以及走路姿势也是如此。其实，我是一个处处都显得不自然的孩子，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现在。